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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虚假委托公证背后的法律思考

时间   2016-02-18   浏览量   3082次

稿件来源: 南京司法行政网

石城公证处费喆

  案情回顾:

  拿着一张公证处公证过的授权书,明星赵薇的丈夫黄有龙名下的一套千万元豪宅被他人悄无声息地卖掉,如今,已办理过户手续的买房人武先生要求交付该房屋。昨天上午,朝阳法院开庭审理这起离奇的案件,证据显示,有人骗过公证处人脸识别系统、冒充黄有龙办理公证书,两人的照片比对分值超过0.6,也就是说相似度超过6成。因黄有龙已经报案,涉及刑事侦查,此民事案件被法院裁定中止。上午9时,庭审正式开始。由于牵扯到明星家庭,昨天法庭内外挤满了各路媒体,法院不得不要求每家媒体只能留一名记者旁听。据武先生代理人介绍,早在2013年,武先生爱人就曾去看过涉案房产,当时房屋被一名台湾籍房客租住,由于价格没有谈妥,买房之事便搁置下来。2014年,自称是黄有龙全权委托代理人的靳某主动联系武先生,说因为房主急于卖房,可以在房价上做一些让步,但必须支付全款。20148月,武先生与靳某签订了购房合同,花费总价款1520万元,全款购买了该房屋。之后,在靳某的配合下,双方完成房产过户,目前房屋已在武先生爱人名下。但在物业公司办理房屋入住手续时,因为需要黄有龙本人到场一度受阻,靳某便不再出面。武先生因迟迟无法入住房屋,只能起诉黄有龙交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此前,该案曾进行过一次庭审。靳某之所以能以黄有龙委托代理人身份出现,是因为手里握着一份黄有龙的授权委托书。法院通过调阅公证卷宗发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在审核到场办理公证手续人是否为黄有龙时,使用人脸识别验证系统将到场人员与黄有龙身份证照片进行比对,验证分值超过0.6,通过审核,认定现场办理公证的人即为黄有龙本人,才予以办理了相关文件。对此,黄有龙的律师表示,黄有龙对于房子已经被卖的事情毫不知情,这份公证是他人冒充黄有龙办理的,黄有龙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冒名者现已接受警方讯问,并供述了案件事实。至于冒充黄有龙且通过了人脸识别系统的是何人,靳某与黄有龙是否熟识等疑问,黄有龙的律师表示,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还不便透露,这些疑点需要等刑事案件侦查结果公开才知道。

  冒充委托人办理委托书公证后和买家签订的卖房合同的法律后果一般人认为是属无效的,但1999 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对于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我们无法探查,在此我们不妨妄加揣测一番,如此规定的出发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无权处分合同是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主观上具有通过处分他人之物而获利的非法目的,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同时该条法规将合同的主动权交给了权利人,显然,该条法规的出台是出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对不讲诚信的出卖人给予最大程度的震慑。

  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会考虑到合同履行结果如何,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本来就不应该甚至不能够得到履行,所以当然无效。回顾过去,考虑到当时房地产行业发展畸形已深深地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社会背景,出台这样一条法律规定,对于引导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做法有失偏颇,其中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笔者抛砖引玉,谈一些自己的浅见。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与物权变动有关的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靠虑到不同国家法律文化、法制背景存在差异,对处分行为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理解,在此仅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对其作具体说明。而在我国法律实务中,通常是采取债权形式主义来界定无权处分行为。简而言之,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明确的区分了物权与债权两种财产权的形态。同时就该两种权利的效力的界限赋予了清晰界定。

  在对外效力上,债权一般仅消极地具有不可侵犯性,即仅能对抗合同相对人,而对第三人并无对抗的效力;物权则借助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具有积极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此即表明,在我国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仅债权合同生效,一般不能必然导致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物权变动是债权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与交付或登记行为这一民事法律事实相结合带来的法律效果。因此,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订立的合同,其效力判断与合同相对人所希望达到的物权变动法律效果能否实现并无关系,虽然发生物权变动系合同相对人当然的合同目的,但是作为导致物权变动的公示行为确是作为无权处分人的义务规制在债权合同中,虽然作为无权处分人很可能很难实现这种公示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合同不能履行,而当然的否认合同的效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出,只有债权合同生效后,才存在合同的履行问题,也才有可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应因义务人有可能无法履行义务,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有可能不会实际达到,即当然地否认债权合同的效力,合同只是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依据。

  显然这个结论与《合同法》第51条存在严重的冲突。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不合理性。这点在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买卖合同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依据该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这一基于惩罚恶意之人不讲诚信和保护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立法初衷而制定的法规,因为论证的不充分,竟然蜕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与保障交易安全,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在该规定出台后,短时间内便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房地产市场的混乱,这让我们的立法界情何以堪!

  尤其是在多重买卖合同中,认定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无效更是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然而该解释却回避了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这一核心问题,同时该解释还带来了一个更为激烈的争论,因为无权处分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更为关键。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条件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根据履行情况去质疑合同的效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此外,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告诉我们,合同只在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何以须要经过权利人的追认这一单方的意思表示方可发生效力,理论上无法解释。

  理论界争论不休的局面一直在持续,到20126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权利人追认与否不再是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制约点,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首先,没有必要要求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在订立合同时就要所有权或处分权。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多信息不对等的情形,在订立合同时买受人在很多情况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查实出卖人是否享有处分权,如果事后认定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其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无疑伤害了出卖人的利益。然而在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即便没有得到履行仍然可以请求违约责任,而在无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就至多请求缔约过失责任,显然这很不合理,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其次,将成立的合同关系尽量解释为生效合同,是鼓励交易立法宗旨的体现,宏观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微观上,亦有助于周到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弥补其损失。毕竟违约责任的保护力度要远大于缔约过失责任。而若将无权处分行为认定为效力待定,不难发现将判断合同的效力的决定权交给权利人的手中明显是对善意合同相对人的不公平。

  综上所述,认定无处分权的人就他人财产订立买卖合同,即使在订立合同后没有经过追认也没有取得处分权,在没有其他无效情形的情况下合同有效有重要的意义。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问题已切实地影响到了我们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亟待我们的立法界重新给出官方界定。同时,希望立法界能够充分考虑到法律的严肃性,凡事过犹不及,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有着强制、规范、指引作用的法律法规,任何一条法律规定的出台都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充分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甚至是负面效应。

  很多时候,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中,无为而治、后发制人的理念很受推崇,殊不知,这种思想存在很大的缺陷,任何事情等到不良影响已经造成甚至灾难后果已经出现,才去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或者在制度层面去根治,所需要花费的代价必然是巨大的,同时效果也是有局限性的。正如青岛天价虾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青岛旅游局就得出过结论:青岛的旅游界十多年来的努力就因为该事件的发生而化为泡影。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党的十八大,为我们普通民众开启了梦想之旅,而依法治国理念正在深入人心,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法治理念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切的影响,这就对我们立法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法律层面构建健全的制度,已经成为了我们法律人需要早日攻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