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体制改革恰遇“以房养老”公证业如何急流勇进
稿件来源: 法制网
2017年7月13日，司法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将现有行政体制公证机构2017年底前全部改为事业体制，事业体制公证机构相关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稳步推进；7月底，《人民日报》刊登报道《谁“偷”了老人的房子》，关注“老年人以房养老被骗”问题，其中涉及相关公证处为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委托公证等内容，此事又引发公众质疑该公证的规范性；之后“以房养老被骗”事件不断发酵，公证行业一时间遭遇重创，司法部为严肃公证执业纪律，规范公证执业行为，加强公证工作管理，确保公证质量，于8月14日印发《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对该通知贯彻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至今为止短短两个月，公证行业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角色不断变换，“以房养老”骗局虽尚未定论，但也不能影响各地公证机构体制改革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那么，当公证体制改革恰遇“以房养老”骗局，公证行业又该如何急流勇进？针对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公证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会长马宏俊教授，请他来谈谈公证机构体制为何改，如何改，怎么改。
记者：据了解，今年是《公证法》颁布12周年，除了这个大背景之外，此时推出公证机构的改革是否还有其他背景的铺垫和意义？
马宏俊：今年是公证法实施12周年，在这个阶段和背景下提出公证体制改革，首先是迎合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需求，要沿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步骤，实现中国梦，遵循我们新时期的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虽然《公证法》颁布了12周年，但是从颁布那天起，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现在提出改革，也是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公证法》，依法治国，依法办证。
记者：改革，意味着推陈出新。在您看来，目前公证机构的陈旧落后之处在哪里？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改革？
马宏俊：我国公证机构目前的情况就是惰性太强，缺乏一种开创精神，也缺乏开拓业务的动力，同时权责性质不清楚，乃至在公证事务上面的认识模糊不清，导致公证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这个模糊不清，体现在公证员和公证处的执业不清楚，机构不清楚。虽然在2000年提出改革方案中进行了描述，但语言的表述还不够清楚。公证机构是属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法人组织。这个事业单位法人组织也包括自收自支，差额补足和全额拨款三种，但是还有大量的行政体制的公证处存在，因此今年提出的公证体制改革，明确了时间点，即在今年年底以前，所有的行政体制的公证机构都要改成事业单位，这个要求是非常有魄力的。但是针对事业单位的公证机构又该如何往前走，这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显示出接下来的改革任务，可以称之为“破冰”，是更加艰难的。此外，我国还有搞了十几年的合作制公证处的试点，但是却也出现了越试点合作制公证处越少的情况，我认为这归咎于没有系统的总结经验教训，小范围的开发，难以满足公证机构发展的需要。
不过我们也会思考，公证机构的组成应该是个什么形式？合作制公证机构是否是个顶点？当然事业体制肯定不是顶点，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我们也可以反观其他国家的现状，基本是个人的或者合伙的，并没有事业体制公证机构的存在。
当然，我国的行业协会不成熟的现状，也给公证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行业协会缺乏自我管理的功能，因此改革的空间很大。而我国公证员的双重属性，既存在私权属性，比如类似自由职业者的特征，收取当事人费用的收费标准是由行业协会制定的；如何办证也存在公证员的自由意志，但由于公证员办证又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从事职务行为，因此也存在公权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兼备的情况，也昭示着改革的紧迫性。
此外，前面也谈到，我国公证机构的惰性，即自主性独立性不够，虽然国家对其管理不断在松绑在减少，但是一些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没有人调拨资金，做到了自收却没有做到自支；而公证机构的管理上面，没有民主管理的机制，司法管理的干预机制却很多；而行政体制公证机构的管理，则是依然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部门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即“既要票子又要帽子”，既要平稳又要收益。这些特点和现状，都要求公证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针对我国公证机构的现状，您认为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的重点在哪里？痛点又在哪里？
马宏俊：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公证工作会议，我们从其会议精神可以领略到，应从公证机构增强活力入手，责成地方司法行政机构切实负责，要求年底之前行政体制改革到位，等等一系列要求是为了给接下来进一步改革做铺垫。
改革的重点，我认为是要明确调查研究，针对短板，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省市司法机关领导，都要深入一线进行调研去发现问题，再对问题进行梳理。《公证法》实施多年来，有法不依，改革停滞的情况，因此既要考虑全局性，又要考虑各地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改革的痛点主要是针对体制而言，即“断粮”。面对这种剧痛，对司法行政机关而言就是要简政放权让公证机构充满活力，对公证处而言就是扔掉铁饭碗，要在市场当中开拓，改变过去的惰性，这对公证处的考验是很艰难和重大的。
记者：参照以往公证改革的得失，在本次改革进程中是否有值得注意的过往的经验教训？
马宏俊：参照以往的得失，我们首先要先进行调查研究，要号准公证的脉搏，针对公证的发展特点要梳理清楚，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也不可能照搬照抄，要不断借鉴不断分析，发现特殊性。同时也不能人云亦云，避免盲目决策，抓住公证切实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原因，树立改革理念，构建制度，也可以参照律师行业协会以及医生卫生机构都可以进行比对。总而言之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特点难点，对症下药。
记者：我国的公证系统与国外公证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方面？针对这次改革，我们是否有学习和借鉴国外公证系统的地方？
马宏俊：我国的公证制度从源头上来讲是从欧洲借鉴而来的，改革过程中公证机构是从国家机关中分离出来的，这点是与西方不同的，他们公证机构的产生最开始与国家无关，因此对于机构改革是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但我们也可以立足于本土，借鉴国外制度建立的原因，特别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去分析去制定我们自身的改革方案。
记者：您对这次公证改革的政策有什么想法和期待？
马宏俊：作为一个关注公证这么多年的学者，一个中立人士，期待行业内部人士能冷静看待，近期社会对公证的关注、抨击、批评，要找到短板，看到长处，冷静思考，痛定思痛，要有担当精神，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能够拿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行业发展规律的改革方案。此外最近以房养老案件的持续发酵，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社会的关注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证行业处于快行道当中，难免会时不时的被炒作一番，这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可以暴露出问题，业内人士能够更加理性总结经验教训，变坏事为好事。
司法部出台的“五不准”的规定，这是一种紧急状态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不准是为了更好的准入，先停下来总结教训，先刹车再反思，等条件成熟了再前进，退一步进两步，今天的停止是为了今后的大踏步前进。但是停下来如果没有找准问题，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而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职业担当。公证处办证的标准只有法律，法律是唯一的标准，公证到底应该干什么，公证的界限在哪里？真实合法，立法目的，社会的认同是否一致？如果存在误区，矛盾就会不断涌现；第二个就是当初立法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缓兵之计、妥协手段，行业内部的人员应当清楚，需要通过改革方案，逐步完善弥补立法的不足，逐步明确责权的统一，社会的认知，以及行业内部对公证的范围和期待，社会对公证理解认识都要进一步的解决。
最后，希望广大人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但是不应盲目的针对任何一方，而应切合实际，依照法律去寻找我们维权的出路。比如说始作俑者是谁，承担责任是谁，谁是当事人，谁是旁观者？应该找准主体责任主体关系，而不能遇事找到替罪羊出气泄愤，这是对社会和媒体的期待。
